法治宣传最后一公里（法律人眼里的鸡蛋与围墙）

文章来源：燕大元照

从貌似琐碎的细节出发，寻求制度建设的原理与途径，这是作者的典型论证方式。

今天的法律人树立一种不弃微末的精神，重视法治的细节建构，就不仅指向制度，更是改造文化。

周大伟：法律人眼里的鸡蛋与围墙

源 | 节选自《法治的细节》，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春节期间，我在凤凰卫视的“壹周立波秀”中看到，那位以“海派清口”而著名的表演艺术家，正在上海某剧场里带领着上千观众笑侃那句2010年流行语——“我爸是李刚”。

周立波（出场）：“举头望明月，我爸是李刚。”（观众笑）

周立波：“下面请大家和我一起来，说得整齐些。日日思君不见君……”

观众（齐声）：“我爸是李刚。”（观众笑）

周立波：“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

观众（齐声）：“我爸是李刚。”（观众大笑）

周立波：“同是天涯沦落人，我爸真的是李刚。”（观众爆笑）

在一阵阵狂欢般的笑声中，我忽然在想，在李启铭交通肇事案件中，我们固然也许更应当同情那几个在车祸中伤亡的同学，但此时此刻，在这个剧场里，是否有人会想到，对住在中国北方河北省保定市某一座居民住宅里——因为儿子闯了这么大一个祸而陷入巨大耻辱和尴尬的李刚一家人，是否也需要给予些（哪怕就那么一点儿）同情和安慰呢？在这个国家一年一度最重要的法定假日里，在中国最文明发达的上海滩上的豪华大剧院里，上千个男女老少齐声对一个中国公民及其家庭如此般地羞辱和贬损，是不是有点儿过分了？我不知道，在世界表演艺术史上，这种事情是否有过先例？

看来，观众们真的是中了周立波的“诡计”。周立波随后对观众们说：“我知道你爸是李刚，我代表李刚谢谢大家。”谁都有一时糊涂的时候，当人们在高喊着“我爸是李刚”的时候，大概把自己的亲爹那码事儿给忘了。如果我是周立波，大概会模仿当年样板戏《红灯记》里的著名台词告诉自己的观众：“可是，李刚他不是你们的亲爹，李奶奶也不是你们的亲奶奶！”

不过，我还是发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这句话，实在是千古真言。周立波还给观众们播放了一段李刚在电视里为自己的儿子的行为痛哭流涕的镜头，然后用嘲笑的口吻说道：“看他这个难受的样子，知道的，他是在道歉悔过；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自己的儿子被车撞了呢？”不知道周立波发现没有，这一次，观众们没有爆笑，掌声也十分零落。

2009年2月的一天，日本著名小说家村上春树来到以色列领取耶路撒冷文学奖。他表情肃穆，在领奖词中向世人道出了那句可能会千古流传的词句：

“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

情感丰富是小说家的语言特质。不过，当有一天我听到一位法律学者在斩钉截铁地复述这句话时，不免心存疑虑。因为，事实上，在法律的天平上，所谓墙和鸡蛋的位置在一定条件下是可能发生调换的。

比如，当年，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当地主老财剥削欺压贫苦农民的场合，贫苦的农民们显然是弱势的“鸡蛋”；但是，当贫苦农民们举着火把和大刀来烧杀地主时，地主们可能也成了“鸡蛋”；

比如，当邓玉娇在巴东的洗浴中心遭受官员欺侮的时候，这个弱女子显然是无权无势的“鸡蛋”，但当此案在媒体大面积曝光后，全国人民几乎万众一心地站在弱女子一边之时，那个被刺死的官员邓贵大所在单位以及他的家人，此时似乎也成了人人喊打、噤若寒蝉的“鸡蛋”。

比如，当李启铭开车在校园里撞人并口出狂言“我爸是李刚”时，被撞伤亡的同学和在场的行人是弱势的“鸡蛋”，但是当媒体间已经将“我爸是李刚”这句话造出36万条搞笑段子的时候，当周立波在上海某剧场领着上千名观众齐声高喊“举头望明月，我爸是李刚”的时刻，李刚一家人似乎也成了可以供亿万人民煎蒸炒煮的“鸡蛋”。

我在想，无论天底下有多少人都在义无反顾地“仇富或仇官”，至少作为法律职业人士，我们是否需要多少保持一点儿理性思考呢？否则，我们这些人花这么大工夫来学这个名为“法律”的东西，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或称和谐）又有什么意义呢？

80年代，美国哈佛大学刑法学教授、纽约著名执业律师艾伦·德肖维茨(Alan Dershowitz)来到北京。在和中国同行的座谈中，他不可思议地听到一个提问：“为什么政府要花钱为破坏社会主义法治的人辩护？”惊讶之余，他还是耐心而镇定地回答说：“司法正义，不管是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或者其他种类的，都不仅仅是目的，而且是一种程序；为了使这一程序公正地实行，所有被指控的罪犯都必须有为自己辩护的权利。……决定一个被告是否应被认定有罪并受到惩罚，政府必须提供证据，而被告应享有公平的辩护机会。”

德肖维茨自传

《一辩到底：我的法律人生》

几乎毋庸讳言，巴东的邓贵大确属死有余辜，重庆的文强确属在劫难逃，保定的李启铭确属罪有应得。但是，当我们把他们押上审判台的时候，难道不是也有必要坐下来好好研究一下，尽可能负责任地举出证据，再对他们定罪量刑吗？换句话说，罪犯也是人，他的家人和亲友也需要得到应有的同情和尊重，而不是肆无忌惮的嘲笑和歧视。

2011年开春第一期《南方周末》在专题“十五位父亲和他们的世界”中，刊登了原重庆司法局原局长文强之子文伽昊回忆父亲的文章。新中国成立以来，媒体刊登亲属回忆已被处死贪官的文章，这在中国实属罕见。我第一眼看到这篇文字，就预感到：此文将引发争议。我所最感兴趣的，只是该文中的如下这段内容：

文伽昊在采访文章里说，文强被执行死刑当天，他被通知与爸爸见面。文强流着泪说：“娃儿，给我磕个头吧。”文伽昊照做了，但他不知道那就是他们最后一面。文伽昊说，“老汉儿（重庆人对父亲的称呼——作者注）离开这段时间，还是有人对我好。有一回，我坐出租车，的哥好像认出我了（我的名字和照片在媒体上出现过），车上他一直跟我聊打黑，聊文强，偷偷观察我的反应，我假装看着窗外。下车的时候，他跟我说，好好保重自己。”文伽昊最后说：“我不知道人们什么时候能够淡忘了我父亲，那时候我可以过得正常点了。”

促使我在春节假日期间写下这篇文章的另一个原因，是我从众人笑侃“我爸是李刚”这个故事里，联想到20年前发生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校园里那件令人惊悚的案件。

1991年11月1日下午，中国留学生卢刚枪击杀人血案震惊全美国。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们被惊恐、哀伤、慌乱的气氛笼罩。大家担心美国会发生仇华排华的暴动，第二天很多人都不敢上街。有的人甚至把值钱一点的东西都放在车后备箱里，准备一旦美国境内发生排华暴动，就驾车远逃。

被卢刚无辜枪杀的美国教授里，有一位名叫安妮的副校长。安妮是教育学院的教授，是传教士的女儿，生在中国，自己无儿无女，但她待中国学生如同自己的孩子。安妮中弹后在医院里急救时，她的3个兄弟弗兰克、麦克和保罗，火速从各地赶来，守护在病床前。

当医院在宣布安妮死亡后，三兄弟围拥在一起祷告，并写下了一封给卢刚父母亲友的信。

信里写道：“我们刚刚经历了这突如其来的巨大悲痛……在我们伤痛缅怀安妮的时刻，我们的思绪和祈祷一起飞向你们——卢刚的家人，因为你们也在经历同样的震惊与哀哭……安妮信仰爱与宽恕，我们想要对你们说，在这艰难的时刻，我们的祷告和爱与你们同在……”后来，安妮的三兄弟希望这封信被译成中文，附在卢刚的骨灰盒上。他们担心因为卢刚是凶手而使家人受歧视，也担心卢刚的父母在接过儿子的骨灰盒时会过度悲伤。唯愿这信能安慰他们的心，愿爱抚平他们心中的伤痛。

去年初冬的一天下午，我在北京某高校法学院里给研究生们放映并讲解美国著名的影片《十二怒汉》。在进入讨论环节时，同学们结合中国实际讨论起了李启铭交通肇事案件。有个女同学情绪激动地说，从李启铭的言行看，他的犯罪性质应当属于故意杀人。显然，这个女同学的结论属于偏激之词。我没有打算为此讨论中国刑法的具体条文和犯罪构成要件，而是当场特别提醒她回顾一下，那个由著名演员亨利·方达扮演的陪审员对其他11名打算轻率定局后早点儿回家的陪审员们说的那句话

“我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把握来反对你们的判断。我只是觉得，当我们要把一个年轻人送上电椅之前，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个房间里坐下来好好讨论讨论吗？”

千万不要揣测我可能是河北保定人，更不要推定我可能是李刚家的亲朋好友。我只是比有些人多了些额外的思虑。我曾在课堂上启发同学们对如下问题作出思考：李启铭闯祸的时候还是个22岁的年轻人，他当时是在什么语境下说的“我爸是李刚”这句话？他的父亲李刚在事后几乎成为子债父还的“主犯”，举国的媒体大有不吞噬李刚父子誓不罢休的来势。这些情形，难道不是也值得我们坐下来好好讨论讨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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