玻璃这个东西在近代科学上的功用很大,一般人民的日常生活用品中也多用玻璃制造。但是,不少人认为这是外国传来的。我国古代到底有没有这种东西呢?我的看法不但有,而且远在战国时代(公元前三百年)就会造了。
从太阳光中取出火来,现在我们都知道只用一个玻璃凸透镜(俗名聚光镜)对准在太阳光一照,就可看见凸透镜下的一面有一点很亮的光。这光点,在物理学上称焦点,可将易燃物体点燃。
东汉王充的《论衡》中记载:“阳燧取火于天。五月丙午日中之时,消炼五石,铸以为器,磨砺生光,仰以向日,则火来至,……”现在我们知道做玻璃的主要原料是:长石、黏土、矽砂、硼砂、石灰石、白云石、钾长石、钠长石等。以上这些原料都是天然产品,其中并不纯粹,常含铁、铜、铝……等的杂质,故烧成玻璃是带有颜色的。若要无色,还要加所谓脱色剂、清澄剂。王充说:“消炼五石,铸以为器……”就是说,把上面所列的天然产品取五种混合起来。烧炼做成器具,经琢磨后,就可用以向日取火。这器具明明白白是玻璃凸透镜,不然如何能够在太阳光下取出火来呢?王充是汉武帝通西域一百多年以后的人,制造玻璃的方法恐怕是外国传来的?我认为不对。查我国在通西域以前,也会制造颜色玻璃。如《淮南子》中说:“譬若中山之玉,炊以鑪炭,三日三夜,而色泽不变。”
淮南王是我国通西域以前的人,而他聚集一群学者著书,是通西域以前的事。他说把玉石拿来烧炼而颜色不变。我们现在知道玉石是烧不得的,烧了不但颜色要变,而且还要烧坏。只有颜色玻璃(象玉石)是可以烧了不退色的(当然在一定的温度之下)。照此看来,《淮南子》说的不是颜色玻璃(假玉)又是什么呢?
根据以上考证,我国玻璃的制造,当为纪元前二世纪的事。为什么要说它在战国时期就发明了呢?再看王充《论衡·率性篇》上所说:“随候以药作珠,精耀如真。”随国是春秋时代汉水一带的小邦,而随珠是个宝贝,在战国时代已经普遍的传说(如《庄子》、《战国策》等,而《淮南子·览冥训》上也提到“随候之珠”。这种珠子究竟是自然的呢?还是人造的?
我们近代对于考古的发掘,在殷墟中陶器上就发现有“釉”。我们现在晓得“釉”似玻璃而实非玻璃,有透明的,无光的,不透明的种种,而其主要原料为:正长石、钠长石、硼砂、白云石、黏土……上面所列各原料都是天然产品。我国先民取这些原料先做成浆,用来涂在未烧成的土坯上,然后烧之。使浆熔融而附在陶器表面上。这就是说殷代的人就会利用天然原料在陶器上上釉。而所用的天然原料,都与做玻璃的原料相同。或者他们上釉时涂得太厚,偶然得到一些象玻璃的小块也是可能的。
因此他们就从这里改进得到了玻璃。依照科学发展规律看来,这也是很自然的。照这样推测,战国时代会做玻璃,并不奇怪,而且很符合于科学进步的过程。据西南博物院1953年冬笋坝巴人船棺葬出土文物有玻璃珠的发现,其时代当战国初期,此古文物的证明足以说明这一问题,即是说我国在战国时代就能制造玻璃,不但有书本上的证据,同时还确有实物的证据。
(吕子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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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让世界为之颤抖的四个国家(这个国家明明是亡国了)
朝鲜是我国封建统治史上,众多的藩属国之一,主要在明、清两朝与中国建立了宗藩关系。
1636年,清朝攻占朝鲜全境,朝鲜国王李倧投降,改向清朝朝贡,成为清朝的附属国。清朝后期,我国在接纳了西方文化之后,一改之前的外交态度,对藩属国的政策也变得相对保守。此时,自顾不暇的满清政府不再保护藩属国,在这样的环境中,宗藩体制就被逐渐解体了。
从1870年琉球脱离大清到1884年越南宣布独立,此时的满清统治者逐渐意识到:宗藩体制的解体对清朝统治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兆头。古往今来,中国凭借着宗藩体制,与生藩建立友好关系,通过文化融合等方式,逐渐将藩国纳入到中国版图,最终,用“以夏化夷”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
于是,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再次发生,满清统治者开始对剩余的藩属国“关怀备至”,将大量资本投入到了朝鲜,以此,改善双方关系。
对于日本人而言,想要使日本对外开放,必须选择一条沟通大陆的贸易线,想要与大陆接轨只有两个选择:
一是经台湾与中华华南接轨;
二是从朝鲜半岛进入辽东。
若中日双方共同努力让朝鲜变得富饶,那么,这对于中日经济均大有裨益。可惜的是,直到甲午战争前夕,双方做出的一切努力都付诸东流了。朝鲜与清朝之间始终保持着宗藩关系,所以,有很多朝鲜人是亲和中国的。而日本与朝鲜建立通商关系后,越来越多的朝鲜人尝到西方文明的甜头,这群人逐渐演变成亲和日本的开化党。
此外,朝鲜内部还产生了另一种分化,就是:不接受开放的守旧派东学党。随着朝鲜与日本的贸易进行,越来越多的底层工人、农民面临失业,此举受到东学党的关注。东学党与开化党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随着东学党起义爆发,朝鲜陷入内乱。此时,清朝政府收到朝鲜的求援,希望清军入境剿灭东学党,与此同时,日本人借口维持贸易也派了一支军队进驻朝鲜。
很快,东学党内乱便被镇压,此时,朝鲜政府希望中日双方能将军队撤出境内。清政府表示与日本共同撤军,但是,日军并未接受。日本公使率军围住朝鲜皇宫,胁迫朝鲜政府允许日军驻扎在朝鲜,驱逐清军。
从这开始,清政府与朝鲜之间的宗藩关系就彻底宣告终结了。
在甲午战争爆发时,由于,这场战争的当事双方均为大国,国力衰弱的朝鲜根本没有资格介入到双方的战争中,可以说,朝鲜的命运完全由这场战争的战胜国而决定。甲午战争结束后,清军完败,在被迫签署的《马关条约》中,第一条就是:清政府必须认可朝鲜是独立的国家,而非清朝的藩属国。
自朝鲜独立后,日军正式进驻朝鲜,朝鲜则形同“灭国”。但是,时至今日,韩国人仍认为甲午战争后,朝鲜基本实现了民族独立,并非被日本“灭国”,而是获得“解放”。在朝鲜人写的近代史中,将这段战争描写成:朝鲜脱离清朝控制走向独立的过程。
虽然,在朝鲜人眼中,朝鲜已经成为独立自由的国家。然而,自1895年起,日本在朝鲜造成的影响越来越大,越来越多的朝鲜人亲近日本。1910年日本与朝鲜签订协议,朝鲜就这样被日本“吞并”了,完全成了日本的“殖民地”,直到二战结束后,他们才重新恢复自由。
那么,为什么当时的朝鲜社会不认同“灭国”这一说法呢?
原来,早在甲午战争之前,清朝虽给予朝鲜大量帮助,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宗藩关系,在朝鲜人眼中清朝是高高在上且飞扬跋扈的。而日本虽然以贸易的借口在朝鲜渔利,但却以民主国家的身份与朝鲜人“和谐共处”,在平等地位下建立外交关系,朝鲜人自然会对日本人产生好感。
还有一层原因就是:朝鲜对满清统治始终抱着仇视的态度。明朝覆灭后,朝鲜李氏王朝始终未中断对明朝皇帝的追祭活动。李朝上下视清朝为蛮夷,私下称呼清朝皇帝为“胡皇”,并且,除了上交给清朝的公文外,李朝的一切内部公文均沿用明朝年号。
1683年,清朝统一台湾,满清与朝鲜的关系逐渐缓和,清朝统治者以“追求实利”为基准的外交传统与朝鲜人打交道,与此同时,又采取了部分怀柔政策。虽说,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但是,隐藏在朝鲜人心中对满清的仇视情绪却从未衰减。
所以,这也就导致了:甲午战争后,朝鲜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朝鲜人并无“亡国”之悲,反而有一种从满清统治中解放了的感觉。
其实,19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才是朝鲜最大的掠夺者,有统计:1885年—1890年之间,朝日贸易额占了朝鲜对外贸易额的80%,同时,日本则在朝鲜市场上高价倾销粗劣纺织品,获取巨额利润,日本资本家还控制了朝鲜的金融业、海运业、渔业。
最终,这种掠夺性贸易引起朝鲜粮食奇缺和物价飞涨,使朝鲜人民的生活陷入极端困苦的境地,但是,他们身在其中却不自知,这实在是一种悲哀呀。
参考资料:
【《中日甲午战争》、《东学党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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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说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促进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战国时期百家争鸣文化成就简史)
百家争鸣
春秋末至战国时期学术、思想界自由论争的局面。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高,社会制度发生巨大变革,代表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形成了儒、道、法、兵、墨、名、阴阳、纵横、农、杂等学术流派,诸子百家就天道观、认识论、礼法制度、社会伦理、名实关系以及政治主张等宇宙社会人生等论题进行论争。对当时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后世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各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总称。春秋战国时期,由于社会生产力的提蒿,代表不同利益群体的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出现诸子林立、百家争鸣的局面。《汉书·艺文志》记载:“诸子百八十九家。”诸子百家之称由此起。诸子,指各学派的代表人物,有孔子、老子、墨子、孟子、荀子、庄子、管子、孙子等;百家,指各学派,主要有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家、阴阳家等。
儒家
由孔子创立并由后世儒生所发展的学派。春秋末年孔子创立儒家学派,战国时,儒家与墨家并称显学,代表人物有孟子、荀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奉儒家为正统。汉唐儒学以注疏之学为主,宋明理学以义理之学为主。儒家学说以“仁”为中心,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和仁政,重视礼义教化,竭力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制度。儒家学说统治中国学术思想2000余年,对后世影响深远。
孔子
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创始人。名丘,字仲尼,鲁国人。曾任鲁国官吏,后聚徒讲学,宣传政治主张,周游列国,终不见用。晚年回鲁,编订《春秋》,整理《诗》《书》等文献。其思想核心是“仁”;要求统治者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主张克己复礼和正名,维护旧秩序;对鬼神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教育上提出有教无类、因材施教。其言行主要保存在《论语》中。
有教无类:
孔子的教育思想之一。语出《论语·卫灵公》。类,类别和区别。有教无类,意为对学生应一视同仁、平等对待,施以同等的教育,不因其贵贱、贫富而有所区别。西周及以箭,实行世卿世禄制,学在官府,只有贵族及其子弟才有接受教育的权利与机会。孔子办学,不论贫富、贵贱、地域,都同样对其进行教诲。有教无类使平民也有了受教育的机会,为诸子百家争鸣奠定了基础。
四书五经:
儒家经典四书和五经的合称。四书即《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是《礼记》的两篇,《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语录集,《孟子》主要记载孟子的言行。朱熹作《四书章句集注》,“四书”之名正式确立,宋以后成为科举取士的标准用书。五经即《诗》《书》《礼》《易》《春秋》,相传经孔子整理、删定。《诗》是最早的诗集;《书》即《尚书》,为上古文献的汇编;《易》是占卜用书;《礼》即《仪礼》,记载各种礼仪;《春秋》是最早的编年体史书。五经是研究古代制度、文化的宝贵资料。
六经
儒家六部经典著作的合称。即《诗》《书》《礼》《乐》《易》《春秋》,相传由孔子编订成书。《诗》即《诗经》,是最早的诗集,由风、雅、颂组成;《书》即《尚书》,为上古历史文献的汇编;《礼》即《仪礼》,是周代朝聘、婚丧等礼仪制度的汇编;《易》是最早的占卜用书;《春秋》是孔子在鲁国史书的基础上修订而成,是最早的编年体史书。其中《乐》有名无书,或毁于秦末焚书,故通常称为五经。汉武帝独尊儒术,奠定了儒家经典“五经”的独尊地位,对中国古代政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
十三经
十三部儒家经典著作的统称。西汉武帝时以《诗》《书》《礼》《易》《春秋》立于学官,合称五经。唐代以《诗》《书》《易》《周礼》《礼记》《仪礼》《公羊传》《穀梁传》《左传》为九经。至唐文宗开成年间刻石国子学,又加《孝经》《论语》《尔雅》为十二经。宋复增《孟子》,因有十三经之称。南宋以后,将各家注疏合刻成书,称《十三经注疏》,以清嘉庆二十一年(1816)阮元刻本为优。
《周易》
儒家重要经典之一。相传是周文王姬昌所作(一说“周”有周密、周遍等义),“易”有变易、不易、简易三义。内容包括《经》和《传》两部分。《经》主要是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还有起解说作用的卦辞和辞。《传》是对《经》的解说,共七种十篇,统称“十翼”,旧传孔子作,据近人研究,应为战国或秦汉之际所作。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周易》,卦名与次序与今本迥异。《周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
思孟学派
战国时期儒家学派之一。思,子思,孔子之孙。孟,孟轲,曾受业于子思之门人,因二人思想相近,后人有思孟学派之称。该派主张“天道”与“人道”合一,“天命”与“人性”合一,提倡“性善”“尽心”“诚”。在修养方法上注重内心省察,主张“慎独”“良知良能”。社会历史观上主张祖述尧舜,行仁政,提倡“法先王”。《中庸》《孟子》是该派的主要代表作。思孟学派对宋明理学产生了深远影响。郭店竹简中的儒家佚籍为研究思孟学派提供了新的史料。
孟子
战国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他继承孔子的学说而有所发展,思想核心是仁、义。他主张兴王道,行仁政,主张保民;提倡“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主张暴君放伐;反对诸侯间的不义战争,对各国政治和战争多有抨击;性善论是其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其学说主要保存在《孟子》一书,元朝时,被追封为亚圣。
民贵君轻
中国古代传统政治思想。《孟子·尽心下》:“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认为人民才是最重要的,民心向背关系国家政权安危,而国君和社稷处于次要地位。民贵君轻是春秋战国时期礼崩乐坏、庶民地位提高的反映。其构成了孟子仁政学说的理论基础,本质上是君本位下以民为国家之本的民本思想。这种思想有利于扼制君主暴政、缓和统治阶级对劳动人民的剥削,促进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并对明清之际批判专制主义的思潮有积极影响。
荀子
战国时期思想家、儒家学派代表人物。名况,赵国人,时人尊称他为荀卿。曾游访齐、楚、秦、赵等国,在齐国稷下学宫的祭酒和楚国兰陵令。他主张以礼治国,礼法并举;反对孟子性善论,认为人性本恶,故而要用礼治来约束,做到“明分使群”,通过后天教化达到性善;荀子认为天是没有意志的自然存在,与人事的吉凶祸福无关,人在顺应规律的基础上可以通过主观努力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其学说主要保存在《荀子》一书。
稷下学宫
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中心。建于田齐桓公时,因设在齐国都城临淄稷门外而得名。至宣王时最盛。稷下学宫吸引了儒家、道家、法家、阴阳家等流派的大批学者前往讲学和著述,招揽文学游说之士数千人,使其成为各学派荟萃的中心。淳于毙、田骈、慎到和荀况等著名学者曾期会于此。稷下学宫对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对当时学术的繁荣和发展有重要作用。
大同与小康
儒家提出的两种理想社会。出自《礼记·礼运》。儒家认为远古时代圣王尧舜治世就是大同社会,在大同社会中,天下为公,圣王施仁德之政而惠泽万民,是最理想的社会形态。大同社会解体后进入夏、商、周时期,产生了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这是一种私有制社会,在这个社会里,统治者采用军事、法律、道德等手段维系社会生活。大同、小康社会为历代思想家和政治家所重视,是中国人所向往追求的理想社会。
内圣外王
中国古代伦理思想中的一种理想人格。语出《庄子·天下》。内圣,指将道藏于内心自然无为;外王,指将道显示于外,推行王道。其意是内有圣人之法,内心修养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外施王者之政,对外能施展卓越的治国才干。原为道家的政治理想,后被宋儒汲取并以此标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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